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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耕田种谷”是中国人关于“农”的最基本的概念,而所谓“农学”也就是关于“耕田种谷”的学问。从《周礼》中有关“三农生九谷”和“任农以耕事,贡九谷”的定义,以及三农与园圃、稼穑和树艺等相提并论的情况来看,所谓的“农”还是一种狭义的“农”,即谷物种植业。现存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农学名著《齐民要术》第一卷便是讲“耕田”、“收种”和“种谷”。到清末,这种农的概念仍然未变,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(1897年5月)的《农学报》,其办报的宗旨就是“以明农为主,兼及桑蚕畜牧,不及他事”。显而易见,传统中国人心中的“农”,就是耕田种谷,而桑蚕畜牧甚至也被排除在外。

    中国文献中,我们现在所查到的最早使用“农学”这一概念者为明末徐光启。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评价元朝王祯所撰的农书时说:“王君之诗学胜农学,其农学绝不及苗好谦、畅师文辈也。”徐光启认为,农学应该是读书人所研究的对象,徐光启在明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十一月中旬所撰《拟上安边御虏疏》中提出根本之计在于“务农贵粟”,深慨“唐宋以来,国不设农官,官不庀农政,士不言农业”。徐光启将农分为四个方面,即农官、农政、 农学和农业。不同的方面由不同的人群来从事,设置农官是国家的事,办理农政是官员的事,研究农学是士人的事,从事农业将是农民的事。明确提到农学为士人(知识分子)之事,和现代人所说的农学在内容上是接近的。但徐光启之后,“农学”一词很少被人提起,直到清末近代农学在中国兴起时,才开始广为人们使用。